话说张载

张载，中华文化的一代宗师。
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这铿锵有力、气势磅礴、振聋发聩、发人深省的名言，虽未进入语文教材，但学界专称其为“横渠四句”，相信大家都能背诵出来。它出自于北宋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理学家、画家、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。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自“横渠四句”横空出世，就被捧为中国人的精神绝句，影响了中华民族一千年，而经久不衰，被每个时代的牛人冠以立身和做事的最高标准，并以一生践行之，特别是在国家危难之时，仁人志士无不低吟高诵，视为精神传承和道德坚守的标杆，而激发出无穷的力量和坦荡的爱国情怀。

南宋末年状元、堪称民族脊梁的文天祥，在殿试考场上引用过；著名思想家、经学家、史学家黄宗羲，在明清易代之际呼吁过；近代著名学者冯友兰、马一浮，在抗战时呐喊过；晚清时，曾国藩亦以此自勉，铭刻其为政之宏图远志……

张载，祖籍开封，因父亲在长安做官，1020年出生于长安，名字取自于易传中的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之意，寓意着父亲对他品格的期望。

15岁那年，他的父亲在重庆涪陵一带知州的任上病逝，身为家中的长子，张载带着5岁的弟弟张戬和母亲一起，护送父亲的灵柩，欲归葬于祖籍开封，一家人拔山涉水走到陕西眉县横渠镇，听说前方有战事吃紧，只好滞留于此，张载和母亲就将父亲的灵柩落葬于当地的迷孤岭。或是冥冥之中注定留住了眼前这位神情悲戚的少年，横渠这个本不起眼的小地方，在日后的历史中，就将演变成中国地图上一个值得特别标记的原点，在三年守孝期间，张载作主，卖掉了开封的祖宅，决定定居横渠镇，成名成家后就长期在这里生活和讲学，被后世称之谓“横渠先生”。

实际上，张载少喜谈兵，是个热血军迷，跟着友人学习兵法，还想要组织民间武装去收复失地甘肃临洮，所幸的是，在他21岁那年，他遇上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贵人。1040年，三川口之战，北宋败于西夏后，52岁的范仲淹被紧急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兼延州（今延安）知州。范仲淹是北宋第一流人物，无论是人品还是能力都堪称完美，年轻的张载听说范仲淹到陕西了，立马带着他写的《边议九条》奔赴延州。范仲淹应该与张载有过一次深刻的对话，只是史书没记载，只知道年长他30来岁的范仲淹，最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儒家自有名教可乐，何其于兵？”意思是，你作为一个读书人，应当着力重振儒学，而不是想着从军博取功名，范仲淹看出张载可成大器，临别时赠送了张载一本《中庸》，勉励他去专心苦读。

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，回到横渠，从此潜心苦读儒家经典。两年后，刚在庆州（甘肃庆阳）修完新城的范仲淹惦念起张载了，遂请他到庆州相见，张载还应邀写了《庆州大顺城记》，范仲淹自掏腰包给了张载一笔丰厚的钱当稿费，实际上是他对当时贫寒交加的张载的变相救济。张载把这笔钱存了起来，十年后，他弟弟张戬进京考进士用的是这笔钱，又五年后，张载本人进京赶考，还是用的这笔钱。我们大概就知道了，范仲淹对于张载的帮助有多大。

要不说范仲淹的人格光辉照耀千古呢？大约600后，明末大儒黄宗羲在《宋元学案》中说，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，而导横渠。张载的确很幸运，遇到了千古完人范仲淹，不仅改变了自己终身职业选择，还得到经济上的资助，而儒学也是幸运的，又脱颖而出了一位大儒。很多人知道十一世纪中国文坛最大的伯乐是欧阳修啊，在他任主考官时，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龙虎榜，造就了一大批后起之秀，如苏轼兄弟、曾巩兄弟、张载、程颢等388位同榜进士，却不知道，当时思想界的最大伯乐是范仲淹，在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中，范仲淹不仅发掘并帮助了张载，还直接指导和关怀过宋初三先生中的胡瑗和孙复，以及理学开山宗师之一的周敦颐，这样一位善于发现和爱护人才的坦荡君子，真是举世罕见。

就同时代而言，张载并不是天才，在十一世纪璀璨的儒学星空中，张载最终能够成为照亮千年的那颗星，有一大半功劳源于他的勤学苦读。他自撰一副对联：“夜眠人静后；早起鸟啼先。”贴于书房两侧，时刻激励自己，最终熬出了一代宗师。因为苦读，他还曾遭到二程（程颢、程颐）的嘲笑，张载比二程兄弟年长十来岁，还是他们的表叔。

1057年，张载参加了科举，一举登上了上述的龙虎榜，那一年，张载38岁，终于熬出头来，考完后，在宰相文彦博的支持下，张载在开封相国寺坐虎皮椅，开坛讲周易，名动京城，很多人都起大早去占位。也就在这个时期，他第一次见到了两个表侄程颢、程颐，经过一番秉烛夜谈，张载对他的听众说：“易学之道，吾不如二程，汝辈可师之。”此言一出，二程名声大振，张载的虚怀若谷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1068年，登基不久的年轻皇帝宋神宗，重温了王安石上书宋仁宗的《万言书》，于是召见王安石，询问治国之道，宋神宗欲效法唐太宗，而王安石答：“陛下当法尧、舜，何以唐太宗为哉？”1069年，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推荐了张载，推荐的理由是，张载学有本源，四方之学者皆宗之，也就是说，在张载50岁时，他已在大宋帝国思想界得到了一致公认，根据程颢的说法，张载所居之乡，学者不远千里而至，愿一识其面，一闻其言，以为楷模。

自接受范仲淹的劝告算起，历经整整30年的苦读，张载终于开山立派，他创立的门派被称之为“关”学，与周敦颐的“濂”学、二程的“洛”学、朱熹的“闽”一起，并称为濂、洛、关、闽，是宋代理学的四大主流学派之一，同时，张载与周敦颐、邵雍、程颢、程颐并称为北宋五子。宋神宗听说后，立即召见张载，问他治国之道，张载答：“为政不法三代者，终苟道也。”意思是为政要效法夏商周的有道帝王，与王安石的答复如出一辙，神宗听了，像打了鸡血一样，非常兴奋。

一年后，1070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宰相，拉开了变法序幕。新法推行后，王安石特邀请张载加入协助，但最终两人却未能走到一起，张载认为，变法他是支持的，但不能伤及百姓的利益，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违背了他的初衷，最终两人因观点不投机，而不欢而散。没过多久，张载被派往浙东审理一起贪污案，针对这起人事安排，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，说张载向来以道德学问见长，为何要安排他去处理案件呢？王安石讥讽和轻蔑地回答，张载这么厉害的人，让他去断案，就如囊中探物一般，有何不可？说明两人因变法的观点不同，相互之间已起了较大的芥蒂和裂痕。

事实上，从某种角度上说，王安石和张载都是范仲淹的学生，他们分别是范仲淹一部分遗志的优秀继承人。具体来说，王安石继承范仲淹的变法革新，熙宁变法（王安石变法）本质上是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，而张载更多的是继承了范仲淹的复兴儒学。这与两人的身份和地位有关系，王安石在政坛上摸爬滚打多年，一度是国家的二号人物，是实权激进派，而张载虽然在学术上名气很大，也两次获皇帝召见，但仅是地方官员，进不了权力核心，属于学术型温和派。

然而，尽管没有大的权力和舞台，也无法阻止张载践行自己的思想理念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纵不能行之天下，犹可验之一乡。”等到张载办完案子回朝廷，新旧两党已经因变法而撕破了脸皮，许多旧党人物都被贬出京城或主动离职，这里面就包括中国历史文坛上的重量级人物司马光，张载的弟弟张戬在监察御史任上，也因反对王安石变法，屡次上书而遭排挤，被贬出京。看到此种局面，张载果断辞官返乡讲学，回到横渠后，他和学生买地数百亩，按照周礼的记载，划为井田，中间一块是公田，把四周八块的私田，分给无地的百姓耕种，还组织民众兴修水利，至今在当地仍留下遗迹，并流传着“横渠八水验井田”的故事。

反观王安石，在变法艰难推行和内讧中，最后被罢相归隐钟山，绝口不谈国事，一心向佛，一代改革家的政治命运以悲情而告终。相比之下，张载辞官后“俯而读，仰而思，或半夜坐起，取烛以书，有得则识之。”除了读书悟道和讲学传授外，还能孜孜于自己的利民实验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是否更胜王安石一筹呢？看一个人的执着和毅力，不应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，而要看他饱受挫折之后的表现。

张载在仕途上并不如意，这跟他的理想和追求有关，他既不是那种书呆子式的人，也不是审时度势、一心想做大官的人。他的终极追求是苦读冥想，彻悟的东西要有利于百姓。但他穷其一生，得不到更大的机会去实践和推行他的理念，只能在做官和讲学的地方以微薄之力，丁点去做，从未放弃。并且在重建社会秩序上他也作了大量的探索，他的弟子吕大钧兄弟，正是得到了他毕生力行的真传，陆续开始做乡规民约工作，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士大夫。

北宋初年，曾面临着一种思想困境，那就是道教和佛教分别构建了一套解释世界和万物的理论体系，影响越来越大，而儒教在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像是遭到了降维打击，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，用他们的说法是，“道丧千年不得传至”。纵观儒学，自孟子之后，虽然出了个荀子，但其儒学观点与孟子格格不入，且培养出两个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与李斯；西汉文帝时，出个著名大儒贾谊，却受到开国功臣周勃、灌婴的排挤而被贬出京，任长沙王太傅，33岁屈死；汉武帝虽听从董仲舒，推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但因当时的国情，治国上还是依靠法家；到唐代，好不容易出了个韩愈，反对佛教，推行古文运动，结果由于儒家思想资源有限，其结果收效甚微。儒家的理论发展，似乎到孟子之后就停滞不前了，后来的大量的学者，在对儒学经典做训诂时，只能不断重复孔孟之说，而没有新陈代谢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北宋五子，还有后来的朱熹和陆九渊等人的使命就是再造儒学，赋予儒学更深的理论体系，不仅用于解释社会，还用于解释宇宙。于是儒家新的理论体系“理学”诞生了。而理学之间又有气、理、心的哲学分野，我们都知道，二程和朱熹主张的“理生万物”这一派被官方接纳，成为正统哲学。而主导宋、元、明、清，直到近代理学的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才被口诛笔伐；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阳明主张“心即理也”这一派形成了心学，同样有大量的粉丝，而在哲学观念和体系上超越了理学，直到现在依然很受推崇；而张载则是“气本论”的创始人，他以太虚一气为最高范畴，把万物的本源看作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，批判佛、道的“空”与“无”从而更接近现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，是更具有科学的哲学思想。

张载的思想体系很严整，很深邃，后来的理学和心学许多重要的命题在他那里已经初现端倪。他的思想著作很多，如《太和》、《拾遗》、《乾称》、《正蒙》、《横渠易说》、《经学理窟》、《边议九条》、《西铭》、《东铭》等，后人编为《张子全书》和《张子语录》，还有一些已失传。尤其是《西铭》仅253个字，被视为千古名篇，其中的“民胞物与”思想理念，更是划世代的文化和思想理念，已被收录为成语，意思是把人民视为同胞，把万物视为同类，民胞物与和横渠四句成为宋代理学的最高境界，受到宋明儒者的一致膜拜。

但可惜的是，思想门派也类似于武林江湖，有几点对门派的发扬光大至为重要，一是开宗立派得生逢其时，要适应统治者的胃口，就像孔孟之道二千多年来能渊源流长；二是创始人还得活得够久，能熬，不然打下半壁江山，最终全为他人做嫁衣，就像一代英主周世宗柴荣，就因短命，而为宋太祖赵匡胤做嫁衣一般；三是门派要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加入，显得师门声势浩大，其中再牛人辈出，门派就更加稳固了，否则，就会被大浪淘沙，就像战国时期鼎盛的墨家，过了不久就会消声匿迹。

张载和周敦颐一样，都吃亏在生得早和走得早，都只活了50多岁，他们开创的关学和濂学，为后来的程朱理学做出了荜路蓝缕的贡献。而二程稍晚，特别是程颐活到75岁，朱熹则到了南宋初年。张载有些弟子，后来都投到二程门下，洛学就在二程手里集濂学、关学之精华做大了，直到时机成熟，中国历史迎来了理学的黄金时代。史学界认为，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，理学是濂学、关学和洛学的结晶，由二程开创，后有朱熹结合自己的闽学，对理学加以完善，所以称“程朱理学”这也是儒学发展史上继孔孟之后的第三座里程碑。

1077年，张载因继承古代圣贤的思想，可以用来复兴古礼而矫正风化，于是被推荐回京任礼部副职。此时的张载已患肺病，但不愿错过施行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机会，带病入京，但因与礼官的观念相悖，加之病重，不久又辞官西归。11月17日，临至临潼，夜宿馆舍，凌晨与世长辞。

张载一生，两被召京，三历外仕，著书立说，终身清贫，心怀天下苍生，殁后贫无以殓，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，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，才得以买棺成殓，护柩回到横渠。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（1220年），赐谥“明公”南宋理宗淳祐元年（1241年），赐封郿伯，从祀孔庙。

最后，让我们再吟诵一遍他的千古绝唱，以寄托每个中华儿女对一代大儒的无限崇敬和赞叹。
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