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偷”光之匡衡之蜕变

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从小凿壁偷光，长大变成大贪官的匡衡的逆袭和蜕变之路。

公元前33年，汉元帝刘奭去世，汉成帝刘骜继位，所有的臣民都期待成帝能够一扫元帝暮年的昏庸，给汉朝带来新的气象。我们都知道汉成帝沉迷酒色，贪图享乐，为西汉的灭亡埋下伏笔，他与赵飞燕姐妹的事情众所周知，然而，即位不久，还真的为汉朝惩治一个大贪官，这个大贪官就是汉朝第一宦官石显，他贪了多少呢？答案是1亿钱，相当于当时国库一年收入的1/20~1/30左右。

汉成帝是怎样惩治石显的呢？说来是比较有戏剧性的。汉元帝时，宦官石显深得信任，任中书令，掌管枢机，委以朝政，达到事无大小，俱为所决的地步，并开始疯狂的敛财和党同伐异，因石显的迫害，很多朝廷重臣被汉元帝质疑退出朝堂，更有甚至被逼之死，包括汉元帝的老师、辅政大臣、一代大儒萧望之因反对宦官掌控中书，而被陷害服毒自尽。

汉元帝去世后，再也没人保护石显了，而汉成帝早就看不惯石显了，继位后第一件事就想把石显这个毒瘤拔除，就是需要找一个突破口，而就在这时，一向和石显同流合污的丞相匡衡第一个站出来弹劾石显，由于本来就是沆瀣一气的，所以匡衡轻而易举地将石显所犯的罪一桩桩地列了出来上奏汉成帝，经过调查，证据确凿，应判死刑。但是，汉成帝考虑汉元帝刚死不久，为了给父亲这个面子，决定将石显贬为庶民发回原籍。因此，一代宦官石显，在同伴匡衡的背叛下，在徙归故里的途中，因忧懑不食而病死。

匡衡之所以要弹劾石显，是因为想自保，他深知石显早被汉成帝看透了，是绝对容不下石显的，如果成帝亲自动手，难免会留下话柄，如果是石显自己出事了，这件事就不一样了，成帝不会留下任何不好的名声，所以说是匡衡一是精准地迎合了汉成帝，二是想转移矛头，与石显划清界限，先把水搅混，想自己立功后自保。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老谋深算和审时度势的能力。

石显虽然去世了，接下来的匡衡在丞相的位置上，也还是提心吊胆，多次请辞，但都被汉成帝挽留了。其实，匡衡也算是一代大儒，著名经学家，在丞相位置上，虽无建树，总体能力还是过得去的，汉成帝也没有想动他，但架不住他本来就是朝廷政治斗争中，由宦官势力扶植起来的，由于石显的强势，就连当时已任丞相的他都不得不对石显阿谀奉承，为了权利也只能与其狼狈为奸，其间也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。

匡衡最典型的坏事主要有三件：

一是以权谋私，徇私舞弊。将自己的封地多划了4万亩，强占老百姓的土地。

二是利用职权，对抗法律。由于他的位高权重，其家族仗势欺人，为非作歹，长子匡昌醉酒后杀人被捕，在他多方打点，仍捞不出儿子的情况下，默许其弟和其他儿子劫狱，震惊朝野，未成后，只能的免冠赤足上朝请罪，而得到了汉成帝的原谅。

三是在石显的授意下迫害功臣陈汤。陈汤是西汉著名的战将，为打匈奴和平定西域立下赫赫战功，他有句名言：“犯我中华者，虽远必诛”石显怕陈汤的势力做大，便与匡衡联手网罗陈汤受人贿赂、私藏战品、假传圣旨等罪名，使陈汤几度被贬，差点问斩，是宗室大臣、一代大儒刘向（也就是《战国策》的编订者）和大夫谷永太的求情，才将其贬为庶人，发配敦煌。

由于石显的倒台和匡衡与石显的串通一气，被压抑过久的朝臣是必然不会放过匡衡的。不久，他侵占土地的事情败露，被弹劾丢职，贬为平民，回家没几年就病死了。

据晋代葛洪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：“匡衡字稚圭，勤学而无烛，邻舍有烛而不逮，衡乃穿壁引其光，以书映光而读之。”语文教材上，只能把匡衡凿壁偷光推崇至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典故，激励后人，而不能把他长大当官后，走上一条备受唾弃之路，最终下场凄惨的结果告诉小孩子啊，这会给小孩的心理造成不好的影响。据悉，早在民国时期，鲁迅就将偷改为借，现有的语文教材，也因偷字不适，而改成了借字，凿壁偷光变成了凿壁借光。

那么，历史上的匡衡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勤奋刻苦的读书人，变成一个贪官呢？在匡衡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其实，凿壁偷光这件事不就是投机取巧吗？而且本来就不是一件光彩的事，大家不妨想一想，就算白天没空读书，晚上借个光，至于把墙上凿个洞吗？这不是在偷窥吗？但是，凿壁偷光是为了读书，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，人们就把这件事情赋予了某种神奇的意义，让这种见不得人的事，变成了闪闪发光的励志故事，就像《孔乙己》里说的那样，读书人窃书不算偷。

不过，匡衡小时候家里确实很穷，他也真得热爱读书，有史料称，他为了读书，去大户人家帮工，不要工钱，只求借书，他拼命读书就是为了考取功名做官，而远离贫困，这本是积极向上的，也是无可非议的。

幸好，西汉时的选官制度向平民百姓开了一道门，也就是汉武帝创建的“五经博士”制，匡衡认为只要自己读好书，总是有希望的。于是每年都去报名参加这个考试，但总因答非所问，连考了9次，才得了个丙等，谋取了个不起眼的文学卒史、太常掌故等官职，负责文书工作。如果匡衡仅限于此，那么一辈了都不会出头了。

多年的苦读，造就了匡衡有一手看家本领，那就是对《诗经》的理解和研究非常透彻，他性格上也是风趣幽默，经他讲的《诗经》非常生动有趣，吸引了许多人。据《汉书•匡衡传》记载：“无说《诗》，匡鼎来；匡说《诗》，解人颐。”因此留下了一条“匡鼎解颐”的成语，由此可见，匡衡说诗的确有道理。匡衡就这样经常给人讲，时间久了，就名声在外了，连汉元帝的老师萧望之听了都大加赞赏，这就引起了当时还是太子的汉元帝的注意。汉元帝与他父亲汉宣帝不同啊，喜欢琴棋书画，是有点类似李煜、赵佶式的帝王，对匡衡也十分赏识，只是还是太子之身，不便对匡衡提拔。

此时，身为外戚的首辅大臣史高，应工作能力平庸，而屡屡受制于辅政大臣萧望之，这被中书令、宦官石显看到了契机，便拉拢史高，以扩充势力。不久汉元帝上位了，匡衡就在史高与石显的扶植和汉元帝的看重下，平步青云了，汉元帝任命匡衡为郎中、博士、给事中等职，逐渐走向政治中心。

就一般而论，这样的官职已是很满足了，而匡衡是个野心勃勃的人，一直想办法来谋取更高的位置子。正巧，汉元帝有阶段沉湎于天降异象的说法，匡衡便抓住机会，向汉元帝上疏《论得失疏》，汉元帝在位时，他还曾多次上疏，劝说元帝不要铺张浪费，要“近贤臣，远小人。”极力主张“礼让为国”期望达成“民不争”“下不暴”“众相爱”的社会状态，强调礼乐治国等，皆深合汉元帝的胃口。

杜甫曾用诗“匡衡抗疏功名薄，刘向传径心事违。”来暗喻他自己晚年心境和遭遇，事实上杜甫的这个比喻和观点还是有待商榷的。汉元帝是一个文青啊，看了匡衡的上疏，认为很有道理，应该提拔，于是匡衡又坐上了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的位子，怎么好说是“功名薄”呢？

匡衡就这样从一个小小的给事中，一跃成为核心权力中心的三公九卿，他升官这件事，大部分是因为汉元帝的偏爱，小部分是匡衡的投其所好，就连匡衡自己也在想，升官就这么简单啊，是的，运来挡不住，要知道无论在哪个朝代，要获得多少政绩才能爬到这个位子上？

如果匡衡是知足和谨慎的人，也就不会走向深渊，他不仅志向远大，而且处心积虑，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的高位，也不能满足他对权力的欲望。在之后的几年里，匡衡主要做两件事，那就是给汉元帝讲《诗经》，哄住皇帝，再就是在官位上寻找机会，见机行事。他果然把握得很好，又升到了御史大夫，再后来，前任丞相韦玄成病逝，汉元帝就任命他为丞相，封安乐侯，食邑六百户。就这样，匡衡凭着诗经讲得好，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务能力，成功坐上了百官之长的位子。

汉元帝在位晚期，宦官石显势力越来越大，而汉元帝也越来越荒唐，匡衡感到了危机。如果抗衡不了石显，那就不如与其穿一条裤子，于是，凿壁偷光的匡衡开始了贪官生涯，史书记载，最主要就是做了上述三件坏事，作为政治投机家，还是做事粗糙，让人家拿住了把柄，最主要的是，他没有得到汉成帝的信任，既没有笼络住新君，又得罪了群臣，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。

至于匡衡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其实是很自然的，也是人性的本能所驱，人如得志，便易忘形，只是与凿壁偷光的光辉形象格格不入而已。我们再回过头来品味一下凿壁偷光这个成语，一个“偷”字就说明了一切，俗语说：“小时偷针，大时偷金。”只要条件和环境允许，本性使然，使其如此而已。